晚清以来的留学潮 
 
 
 

　很多事一旦开始，其结果往往和最初所计划的相去甚远。无论中美的决策者最初如何打算，留学本身给中国及其这些留学生自身所带来的影响，积极面还是远大于消极面的。曾经的“留美预备学堂”清华园在1928年之后逐渐转型为一所名扬中外的高等学府，如今两院院士有三分之一都是清华校友。
　

维舟/文

　礼失求诸野

　近来每年清华大学毕业典礼时，据说台下学生中颇为可观的一部分都已获得了留学签证，其中多数是去美国。有人戏称清华“果然是留美预备学堂”———这句话语带双关，因为该校历史的最初二十年，确实就是为学生去美国留学而开设的预备学堂。罗素1921年到访时还说，清华“恰似一个从美国移植到中国来的大学校”，而其校长“也就像一位在美国小城镇的校长一样”。清华早期历史，确实也是中国留美学生史的一个最佳缩影。

　史黛西·比勒的《中国留美学生史》，是想全面梳理一下中国近代的留学生与国家实践之间的关系。

　留学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特殊群体和特殊现象。他们是真正实践“开眼看世界”这一格言的人物，成为东西方之间的桥梁，在各个领域都涌现出许多英才，其数量与贡献是不成比例的———1909-1949年间中国留美学生不过17000人，仅及全国人口的三万分之一，但以胡适、钱学森、李济等都堪称是那个时代的开创性人物，其流风遗绪泽被至今。

　中国历史上除了玄奘等极少数人，原本是没有“留学生”一说的。虽然孔子也说“礼失求诸野”，但中国文明传统上是既不喜欢主动向外传教，也不积极外出求学的。晚清时在千年未有的变局之下，这种心态遭到极大地动摇，中国人第一次被迫面对和承认这一现实：自己无论在器物还是文明上都不如他人，因而必须做学生了。这种观念一经奠定之后，便日益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诚如罗志田为本书所写的序言中说的，近代中国留学生的特点之一就是：无论是清朝、民国还是当下，留学都往往受到官方的鼓励。

　晚清留学潮

　晚清时对推动留学潮最有力的是三个接连发生的大事件：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1900年义和团事变被八国联军镇压、1905年废除科举制。前两者使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彻底丧失信心，同时震惊于日本学习西方后，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实现富国强兵，因而在甲午战后群趋东渡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大部分并不是想学习日本本身，根本目的仍是为了学习西方；废除科举的影响则更为深远，因为士人从此丧失进身之阶，如胡适在当时坦言的，剩下“唯有出洋留学一途”。与此同时，美国也有人意识到在义和团事变中获得的庚子赔款太多，而退还给中国的最佳方式就是用于教育。

《中国留美学生史》
作者：（美）史黛西·比勒
三联书店2010年6月版 

　通过教育机构深入当地，是美国在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早期接触中的惯例。像教会1866年就在黎巴嫩开办美国大学，在很多年里都是该国唯一的一所大学。教育机构不易引发当地人的抵触情绪，却能以渐进、深远的方式培植和影响当地精英对美国文明的接受程度，毕竟在其立国精神上，美国人向来自诩本国是世间各国的模范，这是上帝赋予他们的特殊使命。因此并不奇怪，晚清时首任美国驻华大使蒲安臣在与清政府签订条约时，就有一条是向中国学生开放美国的所有官办学校，虽然当时中国自身还没想过向美国派遣留学生。

　和中国那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观念不同，美国则是一种积极的“己所欲，施于人”的姿态———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不免显得有点“好为人师”。本书中有许多片段写到美国人的这种心态，他们很高兴中国将自身视为学习的榜样，本来他们对于自己在明治维新时充当日本的老师就非常骄傲，现在也为能够“启蒙”中国的未来领袖感到自豪。美国总统老罗斯福虽然认为中国文明比较低等，但他也相信谁能控制中国，谁就能控制未来；而善待中国留学生就能使“我们对中国的智力控制更牢固”。民间学者则呼吁用庚子赔款支持华人留学美国，而那样“就能以最令人满意、最微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通过对她的未来领导进行智力和精神影响”。正因此，1908年的《民报》称这是一个“培养中国叛徒的长期计划”。

　不过民国期间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生大部分对这个国家并无恶感。虽然在排华法案之下，美国也有对黄种人的歧视，但相比起日本来还是好多了，在1945年之前中国人也没有特别反感美国。在列强中，美国也一直最为看重和善待中国这支力量，美国人确实从不掩饰自己意欲将美国的价值观和美国式理想输出到中国，但这不如说是因为他们深信：对自己好的，对中国也将是好的。

　开眼看世界

　但事情并不总是这么简单的。留学生常被比喻为东西方之间沟通的一座桥梁，但“桥梁”的意思是：它不属于任何一边。如书中所言，尝试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之间建立联系，其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学生们既得不到西方的感激也得不到中国的感激。1880年第一批归国的留美幼童受到清政府冷遇，因为“‘留学计划’的成功之处也正是让保守派官员最不安的”；民国时留学生的处境也有相似处：“他们的信仰、独立的姿态以及坦率真言使中国领导人觉得他们是一种威胁。”他们在美国因为是华人而遭歧视，归国后却又因西方式习惯和讲英文而被另眼看待成带有“非中国化倾向”。不止这些留学生，实际上美国当年号称“中国通”的一代外交官也有类似的悲剧。

　很多事一旦开始，其结果往往和最初所计划的相去甚远。无论中美的决策者最初如何打算，留学本身给中国及其这些留学生自身所带来的影响，积极面还是远大于消极面的。近代留日学生虽然十倍于留美学生，但最后在美获得博士学位者却至少是留日学生的二十倍。曾经的“留美预备学堂”清华园在1928年之后逐渐转型为一所名扬中外的高等学府，如今两院院士有三分之一都是清华校友。

　如今，中美达成互派留学生协议，未来四年内美国就将派送10万留学生来华，在这样一个平等互利、相互学习的背景之下，也许还能有望达成前辈所遗留下的使命。

（原载于《新京报）